初六；第三格写乙字二十七号会审引文，成卷年月承安七年腊月二十六日。

录事搁下笔：“会审成卷更早。”

“纸更早。”

沈照檀道。

“有何不同？”

“后誊本可能据一张比会审更早的底本，也可能据会审或别的旧录删省。

会审引文也可能据原报撮述，或据另一份中间抄文。

现在只知道两张现存纸何时形成，不知道它们各自沿哪张纸抄来。”

评事把三个格子之间的两道箭头划掉。

没有箭头，只有并列。

原报仍旧未知，后誊形成一版，会审引文又成一版。

兵部书吏道：“既然不能排序，今日也不该让家属取得两处全文。”

“她取得的是核文单，不是旧纸抄件。”

评事道。

沈照檀没有反对。

午初以前，两道窗口重新封起。

后誊本合回第六夹，匣锁仍由兵部书吏亲手扣上；借阅回签则由大理寺记明两处已核、全文未抄、旧纸无损。

一张纸被送回兵部，三层文字留在了大理寺。

＊＊＊

申初，旧档房的递件铃响了一次。

书吏从小窗里送出一只灰布卷夹：“乙字二十七号，会审引录底一页。

只找到这一页，另有目录相合。

旧档房仍不称它是北境原报。”

评事验过目录号，才把灰布卷夹移上长案。

引录底的纸色比现案抄件更黄，题头写“引北报疫亡文”

。

两处窗口文字与会审抄件相同：第一处有“择九具覆验”

，第二处写“右列九尸”

。

它没有把三层减回两层，只证明现案会审抄件上的两句，在会审引录底里也有。

沈照檀问：“题头既写‘引北报’，能不能证明这两句就是从北境原报逐字抄来？”

旧档房书吏翻看同卷目录：“旧年案牍里的‘引’，有时是全引，有时是摘引，也有承办人把数段并作一段。

目录只记引了哪一类文，不记是否逐字。”

兵部书吏道：“何况你们眼前的后誊本也不是原报。

两边都隔着一层，不能拿后来的不同，反证会审当年没有别的北报可引。”

“可以。”

沈照檀道，“那就在引录底一栏写：所引北报的题名、页号、收文号均未见，‘引’字不能单独证明逐字照录。”

评事让录事添上这一句。

题头给出了一个来处名目，却没有给出能把人带回最初那张纸的编号。

录事正要把两处再抄一遍，核文吏忽然用竹签点向第一处末尾。

“这里还有字。”

核文吏所指之处，在“择九具覆验”

与“右列九尸”

之间，栏外挤着两个极小的字：校过。

下面只留半枚旧押。

右半被装订线吃进纸缝，左半像一笔没有收完的折钩。

评事让人取旧官花押册。

花押册不能与引录底相压，核文吏便隔着横尺，将同年会审承办名籍逐行翻过；录事另描半押左部，再与册中各押隔纸相看。

第三页末，一个旧押的左半与折钩相合。

名籍官职栏写的是当年会审承办主簿。

调任栏没有后续官职，只在姓名下方另盖一枚小印：

“承安十一年病故，销名。”

录事低声道：“人已经死了。”

兵部书吏道：“病故在会审四年之后，别又写成畏罪灭口。”

“不写。”

沈照檀道。

“半押既是他的，至少能说这两句由他校入。”

“也不能。”

评事看向她：“为何？”

“校过可以是校字、校页、校引录次序，也可以是后来补核。”

沈照檀道，“我们只知道半押与他名籍旧押相合，不知道这两个字何时写、按哪张底本写，更不知道两句原先就在纸上，还是校时才出现。”

“那他至少见过这页。”

“这一点可以写。”

核文单在三层文字下面又添四行：

“会审引录底两处文字与现案会审抄件相同。”

“两处之间栏外见‘校过’及半押。”

“半押与当年承办主簿名籍旧押左部相合；该员承安十一年病故销名。”

“校记形成时点、所据底本及与两处异文关系，待核。”

评事念到最后一行，问：“还发问明么？”

“向谁问？”

屋里一时无人答。

那名主簿曾经看过这页，也曾在两句之间留下半枚押；可他校的是字、是页，还是一份今日已经不见的底本，无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