着，忘记了一旁还有顾客等他去上菜。当圣卢必须从他朋友们的身后经过时，他爬到椅背上，走得非常平稳，大餐厅的里首响起了一阵审慎的掌声。最后，当圣卢走到我身边时，就象一个值星长官走到君王观礼台前那样，准确无误地一下收住脚步，俯下身体，毕恭毕敬、诚惶诚恐地将那件骆马毛大衣递给我，接着很快坐到我身边，没要我做一个动作，就把大衣当作轻巧而暖和的披肩披在了我的肩膀上。

“我想起一件事，你说说你的意见，”罗贝对我说，“我舅舅夏吕斯有事要对你说，我答应他让你明天晚上去他那里。

“刚才我正要同你说他。不过明晚不行，我要到你盖尔芒特舅妈家去吃晚饭。”

“对，明天奥丽阿娜要举行大酒宴。我没有得到邀请。不过，帕拉墨得斯舅舅不愿意你去。你不能改变主意吗？如果不行，晚宴结束后，你无论如何要到帕拉墨得斯舅舅家去一趟。我相信他很想见你。你看，十一点前你就可以到他家了。十一点，别忘了，我负责通知他。他气量很小。你不去，他会记恨你的。奥丽阿娜的晚宴总是早早就结束的。如果你只在那里吃晚饭，十一点钟一定能赶到我舅舅家。至于我，我本该去见奥丽阿娜的，是为了我在摩洛哥的工作问题，我想换一换。她在这些事上一向很热心，她对德·圣约瑟夫将军很有影响，我这件事归将军管。不过，你不要同她提这件事。我已经给帕尔马公主说过，事情会很顺利的。啊！摩洛哥，太有意思了！有很多事可以讲给你听。那里的人精得很，说他们聪明也可以。”

“说到摩洛哥，你不认为德国人会在那里同我们打仗吗？”

“不会，他们讨厌战争，其实，厌战是合乎情理的。但是德皇是爱好和平的。他们向来要我们相信，他们想打仗是为了迫使我们让步。这可以同扑克牌赌博相比较。德皇威廉二世的密探摩纳哥亲王来同我们密谈，他说如果我们不让步，德国就会对我们不客气。于是我们就让步了。其实，我们不让步，也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战争。你只要想一想，在当今这个时代，一场战争将会在全世界引起怎样的反响。这比《圣经》所说的洪水和世界末日更具有灾难性，只是时间短一些罢了。”

他对我大谈友谊、爱好和遗憾，尽管他和所有象他那样的旅行家一样，，但因为由表及里，表面的反而变成重要的和深刻的了），公爵和公爵夫人把和帕尔马公主说话时采用，另一个是律师会议秘书，在议会中曾有过辉煌的开端，还有一个当过代办，机智地为法国效过劳，这些知情人会把二十年来不再有任何建树的人看成失败者。但“知情者”寥寥无几，而当事者往往最后一个想想自己的光辉业绩，他们认为，按照盖尔芒特精神，他们旧时获得的称号实在毫无价值。盖尔芒特精神不是让德·盖尔芒特夫人鄙视杰出的部长吗？比如，一个拘泥虚礼的部长或一个爱说同音异义谐语的部长，尽管报界对他们唱尽赞歌，可是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却认为他们是“令人讨厌的人”，是“走卒”，或者相反，是商店的“伙计”，如果哪位女主人不慎将他们中的一个安排在她身边，她会厌倦得打呵欠，会露出不耐烦的神情。既然作为中不断插入一位议员诸如“太过分了”的谴责（议员的名字和称号是那样冗长，有关观众反应的描写是那样绵延起伏，相比之下，“太过分了”这几个字占据的位置还不及半句亚历山大体诗的长度），这时，他会顿然感到激动不安，开始怀疑自己赞成部长的观点是不是错了。举个例子。从前，当德·盖尔芒特先生（那时还是洛姆亲王）在议会中当议员时，有时，在巴黎的各家报纸上，能读到他象这样的插话（尽管这主要是针对贡布雷选区，为向选民表明，他们没有赞成一个死气沉沉的或不哼不哈的候选人）：

德·盖尔芒特—布永先生，洛姆亲王：“这太过分了！”（会场中央和右边的几个座位上爆发出一片叫好声，最左边的座位上欢声雷动。）

这位通情达理的读者对那位明智的部长仍有几分忠诚，但当他读到另一个发人回答部长时说的开头几句话，他的心受到了强烈的震动：

“我毫无夸张地说，那位我假定他仍然是部长的人说的话（半圆形会场的右边举座哗然）使我不胜惊讶，目瞪口呆……（雷鸣般的掌声；有几个议员急忙向部长席走去！邮电部副部长从座位上点首赞同。）”

这“雷鸣般的掌声”把这位通情达理读者的最后一些阻力一扫而光。一种本来是无足轻重的做法，他却认为是对议会的凌辱，是极端可怕的做法。必要时，某个正常的事实，比如让富人比穷人多纳些税，揭露一桩罪行，热爱和平甚于战争，等等，他也会一反常态，认为是可耻的做法，是对某些原则的亵渎。这些原则，他过去确实没考虑过，也没把它们记在心上，就因为它们激起了欢呼，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共鸣，他也就受到了强烈的震撼。

此外，应当承认，这个被我用来解释盖尔芒特社交圈，后来用来解释其他社交圈的政治家特有的狡猾手法，是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