船过香港之后，我开始摸清了船上餐厅的规律。

早饭七点到九点。午饭十一点半到一点半。晚饭六点到八点。头等舱的乘客在这三个时段聚在餐厅里，各色面孔，各色语。阿桃头两天去了餐厅回来跟我说：“师父，那些洋人看咱的眼神――我说不上来，反正不太对。”

我说：“那就别去餐厅吃。让服务员端舱里来。”

阿桃摇头：“那不成。咱能躲三天，躲不了三十天。春兰姐说的，越是人家等着看咱缩回去，咱越得坐在那儿。”

我看了春兰一眼。春兰正在翻那本法文手册，头都没抬。耳朵尖红了。

于是我每天三顿饭都去餐厅。选靠窗的位置，坐直了吃。餐桌上有刀叉也有筷子，我用筷子，偶尔用刀切一块面包。对面的乘客有时候用英文跟我搭话，我用英文回。有时候是法文，春兰在边上小声翻译，但大多数时候我直接点了头让对方说英文。

皮埃尔第一次出现在餐厅里，是第四天傍晚。

他坐在斜对面那一桌，跟两个同行的法国男人一起。头发灰白，修剪得很整齐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。他说话声音不大，但法国腔的英文在餐厅里像薄荷糖一样清楚――“这艘船的伙食比我想的差。但至少比上海那家酒店强，那家酒店的牛排，像鞋底。”

同桌的人笑起来。

我继续切盘子里的鱼，没抬头。阿桃坐我对面，筷子已经停了，正盯着斜对面看。春兰在桌子底下踢了她一脚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
“那个人――他昨天在甲板上说咱带的那几口箱子。”阿桃压低声音，“说‘中国货，不值钱’。”

我把鱼块送进嘴里，嚼完咽下去，拿餐巾擦了擦嘴。

“他说的是箱子，又不是衣裳。不值钱的东西我从不装箱。随他。”

阿桃咬了咬嘴唇，低头扒饭了。

第五天晚上，冲突来了。

起因很小。餐厅服务生端上了一道奶油炖鸡，我舀了一勺尝了尝，觉得盐少了半格，伸手去够盐罐。

手刚伸出去，斜对面忽然响起一道声音。

“中国小姐，你知道那是什么盐吗？”

我手停在半空，偏头。

皮埃尔端着红酒，看着我这方向，嘴角挂着一点弧度。“海盐和岩盐用法不同。你加了海盐，这道菜原本的奶香味就没了。我们法国人做菜――每一粒盐都有它的位置。”

他这话说得不响。但餐厅里安静下来了。七八桌的客人都在看这边，有的是看热闹，有的是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。春兰的脸色已经变了。阿桃攥着筷子，瞪着他。

我把手收回来，放在桌上。

“您说得对。”我说，“法国菜对盐的讲究，确实细致。”

皮埃尔挑了一下眉梢。他显然没料到我接话，而且是接得这么平。他等了一拍，可能等我退让或者道歉。但我没动。

“不过――”我又开口，语气跟刚才一样平，“中国裁缝做衣服的时候，每一针也有它的位置。您懂这个道理，对吧？”

餐厅里静了一拍。

皮埃尔的酒杯停在了唇边。他放下杯子，上半身微微往后靠进椅背。那种姿态我见过――上辈子在各大时装周的晚宴上，这种姿态代表“我准备认真跟你说两句了”。

“裁缝？”他把这两个字咬得很清楚，“中国裁缝。”

“嗯。我是中国裁缝。”

“有意思。”他把酒杯搁在桌上，手指在杯沿上转了一圈，“你知道巴黎有多少裁缝吗？你知道一件高定礼服从设计到完工，需要多少道工序吗？立体剪裁、面料塑形、结构支撑――这些工艺，法国人用两百年打磨出来的。中国人做衣服？”他笑了笑，“平面裁剪。把布料铺在桌上划拉几下，缝起来就穿了。”

同桌的法国人跟着笑了两声。

阿桃“啪”地把筷子拍在了桌上。

我伸手按住了她的手腕。

“您去过中国吗？”我问皮埃尔。

他顿了一下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您见过的中国衣服，大概是在巴黎的旧货店里看到的绣片，或者照片上那些清末的老照片。”我端起杯子喝了口水，放下，“我没去过法国之前，也不会评价法国菜的盐该放哪一种。到了之后尝过，才有资格说。”

皮埃尔的上半身从椅背里直起来。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眯了一下。

“你的意思是――我今晚说的话，没资格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――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“如果您愿意，